美国以“扫毒”为由不断向加勒比海增兵，外界认为，美国的真实目的是逼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12月1日刊发题为《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往往以灾难告终》的文章警告称，曾导致伊拉克战争的傲慢，如今正使委内瑞拉面临新的灾难。文章作者是美国资深媒体人艾伦·尼克迈尔（Ellen Knickmeyer）。

凤凰网“天下事”编译全文如下：

据一项统计，美国是世界政权更迭领域的领头羊，在过去120年中推翻了35位外国领导人。这一纪录建立于一系列危险因素的叠加：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庞大的“假想敌”，以及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盲目自信。

在近代美国总统中，或无一人比特朗普更热衷于动用世界最强大的军力与经济实力，通过武力或胁迫方式赢得争论、夺取领土、打压对手、震慑盟友。在对伊朗和也门发动打击，并对尼日利亚、墨西哥、巴拿马，甚至丹麦和加拿大发出其他更为模糊的威胁之后，华盛顿正领导一场日益壮大的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与秘密行动。

推翻他国领导人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策略，以至于学术界甚至专门为此创造了一个缩写词：FIRC（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即外国强加的政权更迭。足见其在国际政治中的频繁性。

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政治学家、《灾难性的成功：为何外来强加的政权更迭会失败》一书作者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Downes）的统计，在1816年至2011年间，全球约120起强行推翻外国领导人的事件中，近三分之一是由美国实施的。

政权更迭及其他强制性干预行动很少能按计划进行，而特朗普目前威胁采取的部分行动——例如以武力“全力突入”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存在武装极端势力、族群与宗派严重分裂的国家——更几乎注定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过去的失败本应提醒美国，傲慢自大带来的后果可能多么严重——无论是对个人生命还是对国家利益而言。

以美国第34次外来政权更迭行动——伊拉克——为例。以及我2006年5月在巴格达作为记者跟随进行的一系列军事巡逻。

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指控迫使萨达姆·侯赛因下台三年后，小布什政府团队承诺的中东民主化浪潮却丝毫没有出现。相反，我随行的第十山地师巡逻队实际上已经沦为尸体清运队。每到晚上，他们都要巡回捡拾并运走被伊拉克人丢弃在巴格达街头与人行道上的伊拉克人尸体。

这些死者大多是年轻男子，有的双手僵硬地伸向空中，仿佛停留在死亡前的惊恐瞬间；有的则被凶手用铁丝反绑双手。他们都是布什政府始料未及的宗派内战的牺牲品。推翻萨达姆所依托的逊尼派政府及其安全力量，对美军而言轻而易举；真正棘手的是其后所出现的权力斗争——残忍的、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与逊尼派叛乱组织之间爆发的激烈争斗。其后果不仅增强了伊朗的实力，也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播下种子，使其成为全球性威胁，并将美国军队长期困在这一地区，延续至今。

即使在美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很久之后，伊拉克普通民众仍然饱受战乱的蹂躏。他们每天都要承受绑架、酷刑、杀戮，以及汽车炸弹、自杀式袭击和其他各类暴力攻击的折磨。

在巴格达的某个夜晚，美军巡逻队遭到了一枚简易爆炸装置的袭击。爆炸使几名年轻士兵受伤、跛行或神志不清。爆炸还炸飞了附近一名伊拉克司机的头部，导致他当场死亡。

当晚，带队的美军巡逻指挥官——23岁的少尉威尔·希尔兹（Will Shields）来到一处巴格达警察岗哨。该警力属于美国为恢复伊拉克秩序而新建的、由什叶派占主导的安全力量。希尔兹时而严厉斥责，时而讨价还价，最终说服惊恐的什叶派警察在美军的保护下走出办公室，协助美军巡逻队收集当晚的尸体。

“你们难道不明白，这本来就是你们的职责吗？”这位满怀挫败的少尉当晚质问伊拉克警察，“如果你们什么都不做，你们又指望美国人能做成什么？”

宗派屠杀的规模之大，使伊拉克死难者失去了姓名与故事，沦为一具具被士兵抛进车厢时仅以入口伤口和出口伤口标记的尸体。

若美国在委内瑞拉采取行动，这将意味着其回到长期以来对本地区进行干预的传统。根据唐斯的研究，在美国主导的35起政权更迭行动中，约有20起发生在中美洲、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在其中一些国家，美国反复推翻并更换领导人，就像一个人不断踢打自动售货机，试图让自己想要的那块糖果掉下来。例如，仅在1954年，华盛顿便连续推翻了危地马拉的三任领导人。

从全球范围看，唐斯的研究显示，在所有国家实施的强制政权更迭中，有三分之一在10年内导致目标国家爆发内战。

灾难常以几种方式出现：其一是政权彻底垮塌，这会留下武装且不满的安全部队，从而成为新的乱源；其二是由外部势力扶植的新领导人进退维谷，被本国民众的诉求与扶持他的外国力量之间的矛盾撕扯，如唐斯所言，被“像橡皮人一样拉扯”。

“政权更迭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不会去思考之后会发生什么。比如：‘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唐斯告诉我。

“而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他补充道，“各国不断地进行政权更迭，要么他们不去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要么他们认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当然，也有少数政权更迭带来了更好的结果——最显著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德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冲突都是美国被迫卷入的，而非自愿选择的。

根据唐斯及其研究团队的发现，从统计上看，若一个国家本身已有民主经验、经济状况良好，并且人口结构相对同质，那么外力推动政权更迭在建立民主制度方面成功的概率最高——例如二战后立即进入重建阶段的德国。

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便会出现类似阿富汗塔利班重掌政权的局面，或是在美国与英国帮助伊朗国王（沙阿）清除其政治对手后，最终促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崛起。经过二十年的杀戮与叛乱，伊拉克如今虽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但其总体影响却是让中东其他国家对民主试验更加心怀恐惧。专家警告称，任何在委内瑞拉推行政权更迭的企图都存在严重风险。委内瑞拉不仅是一个依赖石油的国家，其经济还因马杜罗及其前任乌戈·查韦斯的治理失当而崩溃，再加上国际制裁，更导致数百万难民外逃。

特朗普政府指控马杜罗与贩毒集团勾结，尽管美国方面对委内瑞拉在向美国走私毒品中的角色存在明显夸大。作为军事集结的一部分，华盛顿已将其最大的航空母舰部署到该地区。美国在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对声称载有毒品的快艇发动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

特朗普政府在其计划上始终语焉不详，包括是否考虑动用武力驱赶通过操控选举以保住权力的马杜罗，或美国的行动（如空袭）是否旨在鼓励委内瑞拉民众自行推翻他。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通过实施金融制裁以加大对马杜罗的压力，并提出权力共享方案，试图促使其逐步下台——但这些做法未能如预期般增强委内瑞拉反对派的力量。如今，特朗普正转向依靠军事手段和中央情报局的部署，企图要么迫使马杜罗在恐惧中让位，要么直接迫使其下台。

“我们以前就见过这种局面，”曾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军事力量的政治效应”课程、现任《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执行主编的杰奎琳·黑泽尔顿（Jacqueline Hazelton）说，她指出此类行动的常见结果往往是派系暴力冲突。

委内瑞拉拥有规模庞大且意志坚定的民主反对派。然而，马杜罗多年来一直在巩固和拓展他对国家机构的控制。黑泽尔顿表示，马查多缺乏打破这一控制、甚至遏制挑战者的能力。

支持美国干预委内瑞拉的人士援引了美国主导政权更迭名单中的第31例——1990年的巴拿马政权更迭，该行动推翻了军政府统治者，并建立了民主政府。

然而，唐斯指出，巴拿马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远不及委内瑞拉，而且当时巴拿马境内驻有美军力量，而委内瑞拉却没有。

支持干预委内瑞拉的人士正努力消除美国的任何疑虑。一位支持美国介入的委内瑞拉反对派作家甚至否认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可以使用“政权更迭”这一术语。

“马杜罗处在一个贩毒犯罪网络的顶端，因此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推翻的合法政府。”逃离马杜罗统治、现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瓦尔特·莫利纳（Walter Molina）对我说。莫利纳和其他人则认为，委内瑞拉其实已有一个合法的民选政府，由反对派候选人领导。美国和其他国家称，这位候选人赢得了2024年的总统选举，但选举结果被马杜罗推翻。这位反对派候选人正等待着重返政坛。

“任何美国的干预，都是为了‘尊重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他表示。

这或许没错，委内瑞拉国内对马杜罗暴政的怨恨，加上来自外部的猛烈攻击，或许足以推翻统治，迎来民主。但这其中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需要保持谨慎。世界此前已多次听到类似的呼吁，例如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宣称，美军在伊拉克将“受到解放者的欢迎”。

唐斯谈及外部政权更迭时表示：“人们很容易冲动行事，然后说，‘反正结果也不会比以前更糟。’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